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纵览中华上下五千年，在浩如烟海的历史长河中，明代从不是最亮的那点星云。谈及明朝，厂卫掀起的波云诡谲似乎更符合大众的普遍印象，飞鱼服绣春刀也已然成为大众眼中明朝的时代“标配”。 明太祖朱元璋 然而，作为中国古代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，传承十二世、历经十六帝的明朝显然不止于此。较之以往，更高度的中央集权、强盛繁荣的政治经济文化才是明朝在历史中的本来面目。回溯历史，保密制度作为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在此时期也有了更长足的发展。 提倡“保密适度” 总体来看，明代的保密思想大多仍是对以往的承继，即仍然侧重对于军事、政治决策及皇帝言行保密，但是其内容已更加趋向于成熟和完善。同时，时人开始对保密本身进行思考，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“保密适度理论”的进一步发展。 比如，明代兵书《兵法百言》曾提出，作为军事统帅，应当根据具体对象，“秘其所当秘，而不可秘其所不当秘”。无独有偶，借由一桩当时朝廷的不当保密事件，明代政治家左懋第从利益衡量的角度（如果保密利大于弊，则应当保密；反之，则应当公开）出发，提出了他的“保密适当理论”，即不同事项应该有不同的保密政策。 明代政治家左懋第认为：“有必当密者，有不可密者，有可密于事先而不必密于事后者，有当密于今日而不必密于明日者。” 具体而言，就是对于密件应当根据其具体内容和性质采取不同的保密政策。例如，左懋第在呈上的奏章中谈到，军事行动关系重大，必须秘密行事，故而应当确保机密（即有必当密者）；地方叛乱或者社会动乱情形，则应当及时公开，以便朝野共谋对策，此举有利于消除各种谣言（有不可密者）；对于有关战争和叛乱的对策，在采取行动之前应当保密，以防敌人知晓；但一旦战争结束，则应当公开，让公众知晓谁为国家立功，也为以后积累经验（可密于事先而不必密于事后）。而逮捕罪犯之事，如不保密将使犯人逃遁，但一旦捕获或者正法，则应公之于众，使其罪行暴露于天下（当密于今日而不必密于明日）。 明代《出警入跸图》 创“密疏”、设“厂卫” 保密思想作为保密文化的灵魂，借由保密制度贯穿王朝统治。对于明代而言，保密制度先要从其官制讲起。 明代的官制跟以往有很大不同，为了加强君主专制统治，明朝采取了一系列整顿官制的措施：废丞相，权分六部、设置内阁、设立厂卫特务机构并直接由皇帝控制、在地方废除行省，设三司，最终形成了一张自上而下纵横交错的严密网络。保密思想则以此为基石，构筑起较之前朝更加完善的保密制度。 明代官员上朝 在明代严密的保密制度中，有两项颇具代表性。 其一，即为密疏制度。密疏，顾名思义为保密的文书，是明代百官直接上呈给皇帝的秘密文书，它具有直达御前由皇帝亲批、不假他人之手、高度保密等特点，从其誊录、进呈到最后的批出，都有相应的严格保密措施。比起普通奏本的进呈，经通政司转呈、文书房备案、皇帝御览、内阁票拟、皇帝批红和六科抄出等繁冗程序，不仅迟缓，还极易泄密，密疏制度便弥补了这些缺陷。 密疏之密主要在两方面，一方面是其内容只有上密疏者与皇帝知晓，另一方面则是它的上呈渠道、处理方式有相应的保密措施，不同于一般章奏。 在书写与誊录过程中，即上呈密疏的第一环节，大多要求由进密疏者本人亲自执笔。这一点不仅是朝臣出于保密的自觉坚持，同时也是明代皇帝的要求。 在《典故继闻》中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：弘治十二年，阁臣进密疏出现令人代书导致泄密之事，皇帝因此下谕内阁“今后凡有拟票文书，卿等自行书封密进，不许令人代写。” 呈递过程中的保密则主要依靠上呈渠道与律例予以规范。明初密疏的进呈主要采取直接送到通政司，而后由其转呈御前的方式。此后，加入了文渊阁印的应用。文渊阁印赋予亲信重臣以密疏言事、章疏直达御前的特殊权力，这一方法后来为清朝所沿用。到了明后期，针对传递过程中的保密问题又有了新的措施，如崇祯年间，给密疏的外封加锁或特制匣具等方法。 同时，为了威慑官吏并以示惩戒，《大明律》对于在传递过程中泄密、毁损文书的惩罚也加以明确，如“若私开官司文书泥封看视者，杖六十”，等等。上述举措都发挥了明显效果。 《大明律》 其二是明代特有的东、西厂和锦衣卫等特务机构，这些机构由皇帝直接控制，主要负责监视朝廷官吏、内宫嫔妃和皇子的言行，拥有直接侦察、缉捕、审讯的大权。因此一旦发生泄密行为，追查行动迅速展开，人人戒惧从而知谨慎。 皇帝与锦衣卫 这些特务机构的设立也空前强化了君主专制统治。厂卫制度成为皇帝控制朝廷的有效工具，在保密与追查泄密中，对于朝廷百官起到了重要的震慑作用，但是在明代中后期也引发了宦官专权等流弊。 此外，作为对前朝保密制度的继承，明代的保密制度也保留了诸如泄露大事罪、“秘书”“国史”等保密政策以及科举考试糊名誊录制度等。凡此种种，交融汇聚，最终形成了明代保密文化，并延续至清朝。 转自：澎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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