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古代保密故事——窃密无孔不入，保密滴水不漏

北宋名臣晏殊也是一位具有较高保密意识的优秀大臣。宋真宗朝时，晏殊担任知制诰一职，主要负责起草诏令，成为外朝一名重要的人员。

一天，宋真宗宣晏殊入宫，交给他一份任命名单，命其按照名单上的内容草拟制书。晏殊看罢，连忙对真宗奏道：“臣是外制，不敢越职。”

晏殊说的“外制”是指什么呢？原来，从唐后期至两宋时期，由中书舍人或知制诰草拟的制书称为“外制”，由内廷翰林学士起草的制书称为“内制”。晏殊称自己是外制，以示不可破坏制度。宋真宗觉得有理，便找来翰林学士钱惟演起草制书。晏殊见状，又向真宗上奏：“臣已经知道了制书的内容，担心出宫后会泄露出去，臣请求在学士院借宿一晚，明日再出宫。”宋真宗对晏殊的保密意识大加赞赏，准许了他的请求。

第二天制书发出，晏殊惊奇地发现，他所看到的内容竟与昨天在宫中见到的名单大相径庭。虽然觉得事情颇为蹊跷，但出于职业操守，晏殊始终没有将昨天的事泄露半句。

以上讲的都是古代保守机密的典范。其实，在古代也有一些泄密的“行家里手”，唐朝的刘光琦便是其中一位。

唐宪宗即位之初，采取了强有力的平藩政策，意在重振中央政府的权威。就在宪宗谋划中兴大业之际，内廷中的隐患已慢慢显露出来。

唐宪宗时期，宦官专权已严重威胁到皇帝的统治地位。宦官作为内廷之人如欲干政，必须与外朝官员相互勾结，方能成事。唐宪宗时的枢密使刘光琦是当时势力较大的宦官，为了达到个人目的，极力拉拢外朝官员，时任中书省主书的滑涣就是刘光琦拉拢的对象之一。

按理说，主书只是个七品小官，刘光琦因何自掉身价，主动接近呢？原来，唐代的主书是中书省负责管理公文的官员，官阶虽低却身处要职。滑涣长期担任主书一职，对各种公文了如指掌。由于职位特殊，滑涣还有机会参加宰相会议，能够听到一些涉及国家机密的事项。刘光琦正是看中了滑涣的职务才有意拉拢，使其成为自己安插在外朝的“顺风耳”。

刘光琦交给滑涣的任务主要是窃取中书机密。滑涣本人也是一个“泄密高手”。每次宰相会议，如果达成的共识与刘光琦的看法存在分歧，滑涣便会主动向刘光琦汇报，使外朝的一举一动牢牢地掌控在刘光琦等宦官手中。

按照规定，皇帝的诏令要经宦官传达至中书省，再由中书舍人具体负责草拟诏书。然而，由于刘光琦和滑涣朋比为奸，皇帝的诏令往往不经中书舍人这一环节，直接由滑涣本人草拟颁发。有时竟然出现了诏令已经发出，宰相们却还蒙在鼓里的现象。滑涣也倚仗宦官威势，肆无忌惮，贿赂公行，气焰熏天。然而，一时的显赫并没有给滑涣这个善于钻营、肆意专权的中书小吏带来长久的富贵。后来，滑涣遭到中书舍人李吉甫弹劾，最终落得个自尽身亡的下场。

与滑涣故意泄密不同，有些机密是在无意中泄露的。南宋宁宗嘉定年间，朝中有位名叫余嵘的中书舍人（主要负责撰写制诰的人员）。此人虽官居要职，却不擅长撰写制诰。但令人不解的是，每当中书省需要草拟制诰时，这位不善公文写作的余舍人都能圆满地完成任务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

原来，余嵘背后一直有位高人鼎力相助，此人便是余嵘的表侄应镛。应镛学识渊博，是宋宁宗庆元年间的进士，后又考取了当时的博学宏词科（此科创于唐代，为临时设置的考试科目，考试内容丰富，利于选拔人才），著有《尚书约义》、《礼记纂义》等书。应镛早年曾在官府学过一些公文撰写方面的知识，其中就有关于制诰的写法。早年的这段“实习经历”，加之本人优秀的才思文笔，应镛可以熟练地撰写朝廷的制诰。然而，应镛无论如何也没想到，自己的才华竟为表叔的工作帮了忙。

余嵘任中书舍人时，应镛正在安吉县（今浙江安吉县）做知县。由于当时从安吉到南宋都城临安（今浙江杭州市）仅需三天路程，因此每当草拟制诰之时，余嵘便派人将文件的大致内容写好送到应镛那里，由应镛代拟后快马送回临安。应镛虽然知道这种行为不当，但碍于亲戚关系，不好拒绝，只得将这个差事应承下来。时间长了，叔侄间的一来一往，成了当时中书省日常工作中的一个惯例。有时，如果中书省的官员前来催促制诰起草，余嵘身边的吏员们就会异口同声地说：“去安吉的人还没回来呢！”

朝廷的制诰属于机密公文，余嵘身为中书舍人，负有保守国家机密的重要职责，而他竟然擅自将制诰的撰写工作交由亲戚办理，显然是“保密意识”非常淡薄。应镛作为侄儿非但不加以阻止，反而代其叔起草制诰，也是缺乏“保密意识”的表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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