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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先秦以来，历代皇帝都很重视保密，如武则天首创科举考试糊名法；元世祖忽必烈“大臣有密奏，辄屏左右”；明孝宗召对大臣，“宦侍必退去百余武，非惟不使之预，亦且不使之闻。”但要论深谙保密之道，则以清代皇帝为翘楚。 清朝诸皇帝将“密”（机密性）与“勤”“速”作为施政三大信条，康熙、雍正和乾隆时期首创并力行的奏折、秘密立储等保密制度更是影响深远。与祖父和父亲相比，36岁即位、在位25年的嘉庆帝在保密问题上恪守祖训，不敢有丝毫怠慢。
亲自过问，严格惩处措施 清代皇帝亲自过问泄密案并非个例，而且惩处多很严重，甚至牵涉到一些部门裁撤和制度改革。 比如康熙年间起居注官员泄密案。康熙五十五年十二月，两江总督提出免除江南旧欠钱粮的建议，康熙帝口头表示同意。但不久，因为西北策妄阿拉布坦蠢蠢欲动，边事紧急，钱粮支用浩繁，康熙帝改变初衷，决定仍按年征收。 就在此时，起居注官员陈璋私自抄出康熙帝此前同意减免的谕旨，给人留下康熙帝言而无信的坏印象，使大小官员和江南士绅深感震惊。康熙帝十分愠怒，并最终裁撤起居注衙门。
清代起居注册
又如雍正年间的程如丝案。雍正五年十月，刑部奉旨将在押的原四川按察使程如丝“就地正法”，可就在刑部公文到川前五六日，程如丝突然自杀，显然是预先得到消息。经四川巡抚宪德查核，原来是邸报小抄泄密。 此次事件后，清廷除按律处置有关人员之外，还特地下令，“各省提塘（负责送递公文的官员）抄发本章，有应密之事，必俟科抄到部十日之后，方许抄发。如有邸报先于部文者，该督抚将提塘参处。” 再如乾隆三十九年太监高云从泄密案。高云从是内廷负责奏折收发的一名宦官，他利用职务之便，将皇帝一些朱批的内容透露给军机大臣于敏中等高级官员。案发后，乾隆帝大怒，当即下令将高云从斩首示众，与高云从有关系者各予严惩，同时改革奏折收发制度，杜绝泄密隐患。 明辨是非，精准判定泄密案
嘉庆帝即位不久，就着力整顿因乾隆晚年和珅专权造成的保密纪律松弛问题，使政风为之一肃。但这些不过是拨乱反正恢复旧制，谈不上什么创新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嘉庆九年在处理初彭龄泄密案时，嘉庆帝对泄密罪的认定提出一些重要观点。此案影响较大，不仅在《清史列传》《国朝耆献类征》《清史稿》中有详细记载，嘉庆帝谕旨还收入《大清会典事例·吏部》，作为以后可以照此办理的一条处分则例。
嘉庆帝
该案案情比较简单。初彭龄时任户部右侍郎、署吏部左侍郎，他向皇帝告发湖广总督吴熊光受贿。经查无实据，追问其消息来源，初彭龄解释是听湖北巡抚高杞说的。
初彭龄
高杞一看情况不好，为求自保，就举报初彭龄泄密，把皇帝单独召见时说的一些话告诉他。事发后，群臣认为，初彭龄所为触犯奏事不实律和漏泄机密重事律两个罪名，拟处死刑（斩监候）。
嘉庆帝认为定罪过重，发布了一篇较长的谕旨，严厉批评有关官员拟罪“过当”。嘉庆帝首先明确提出，是否泄密要“按事之大小，以定罪名轻重”。皇帝召见臣下，所降谕旨“均不可视为泛常”，但要定泄密罪，则要看其所透露的信息“究属何事，关系何项紧要机宜”，方可照漏泄机密重务拟罪。
《大清律例》
用现在的话说，嘉庆帝认为给初彭龄的定罪量刑不仅适用法律错误，也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。此外，嘉庆帝还指出，各位参与讨论定罪的大臣们，难免也会犯下类似过错，如果都照此例办理，不仅违背法律规定，也对自己不利。 不难发现，即使以现代法学标准，嘉庆帝意见也是正确的，特别是强调依据大清律定罪，值得肯定。但也有人提出，这个案子有一些特殊背景，嘉庆帝是偏爱初彭龄，搞因人执法，不宜过高评价。因为初彭龄当时查办官员贪污渎职案件，从乾隆五十六年到嘉庆十九年的20多年间，他办过大大小小的案子有20多件，得罪了许多人。所以此次虽然泄露的只是无关紧要的事情，但被人抓住，想借机搞垮他。嘉庆帝对此心知肚明，所以要保护初彭龄。但即使如此，就事论事，群臣商量的处理意见确实过分，而嘉庆帝的处理堪称英明。
源于：保密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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